刘擎：现代教育模式，背后是巨大的代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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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教育模式的成就有三大方面，首先就是全社会普遍地高度重视教育，其次是我们的应试能力世界领先，据我所知，在几次PISA测试中，上海的学生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最后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，越来越的学生可以走进大学的校门，接受高等教育。
这是现代教育模式的成就，但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，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危机。
首当其冲的，就是我们的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。
不可否认的是，大部分孩子的睡眠时间、户外活动时间是不足的，尽管教育部已经对此提出了要求，但真正能达到的孩子应该还不是很多。家长们把孩子们送进了一流的学校学习，最后他们的精神却崩溃了，这是得不偿失的。
当然，我并不是反对应试，支持家长、老师一味地“放养”孩子，事实上我个人觉得，应试其实是需要的，但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模式？比如，就语文教育而言，如果老师一个学期扎扎实实地给学生讲好几篇文章（比如5篇），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，让孩子充分地理解文章的深意就已经很好了。到了高三再启动应试模式，让孩子带着饱满的精神，对学习的热爱，进入一个“应试游戏”的模式，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？
家长们总是喜欢说“赢在起跑线上”，但我会有这样的疑问，如果在前期过分地透支了孩子的能量，最后会不会“输在终点”？我发现，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只问一个孩子的表现而不在乎他的为人。
现在的老师和家长喜欢去问孩子“你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”，但不太去问孩子“你将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”。
因为当今社会的年轻人信奉力量，都渴望要“赢”，这样的情绪连带着带来的影响就是家长极度的焦虑，由此造成的悲剧我们已经屡见不鲜。
这样的家长传递给孩子的是负担，是“有条件”的爱。那些不计代价为孩子的教育出钱出力，为了买学区房甚至可以“散尽家财”的家长，其实就像是赌徒，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不成功，然后把对自己人生的不满施加给下一代，要求孩子代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扳回一局。
但这样的家长，其实对“成功”的理解是错误的，他们把成功看作是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、身份、等级，同时要求孩子必须要代替自己实现进步，或者至少决不能后退。于是，教师就成为了最辛苦的职业。问题出在哪了？
我想，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些化约主义的逻辑。
什么是化约主义？
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简化为一件事情，听上去好像两件事很像，但扭曲了事物本身的面目。
比如，我们可能会说工作就是为了赚钱，这样说听上去好像没错，但这么说损失了工作的很多意义，尤其是劳动本身的意义。马克思说“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”，如果我们只是把工作简化为赚钱的工具，这就是化约主义。
家长的化约主义就是认为孩子的幸福生活就是要出人头地，而出人头地的标志就是有钱、有权，要去做官、做明星、做大富翁，成为前两者的难度比较大，还需要一定偶然性，成为有钱人相对简单，有一份高薪的工作就有可能达成，而要获得高薪工作必然就需要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凭，于是我们就看到家长们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穷尽心力。
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，与时代的大环境有关，与现代性有关，与我们用数量化的方式理解世界有关。可量化的财富的多少压倒了不可量化的、地方性的人的品格成为了我们判断一个的标准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教育培养就屈从于功能、屈从于选拔，选拔就是让那些可以普遍化的制度达到最优，最后把孩子们送进好学校。就教育而言，这样显然是不正确的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我们要恢复全面发展，也就是人的发展，转变现今的教育模式，从一个哲学性的反思视野开始——始于从前发问，也就是从我们最开始的问题发问。这不是在讨论家长应该“鸡娃”还是“放养”，事实上我认为二者并没有一定的高下之分，我们也不是要讨论应该偏重应试还是素质教育。
在根本问题上，是“学以成人”还是仅仅“学以致用”。
学以致用，原本是一个很好的词汇，但我们在今天却把它理解得很狭隘，这就是化约逻辑造成的。
我们的学生、老师和家长如果能够关注学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，那么我们的环境就会大不一样。
在方法论层面，教育界对于老师有两种比喻，一种是中国人习惯的把老师比作园丁，还有一种是把老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
我认为把老师比作园丁这一比喻更好，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，都有自己的个性，而园丁的作用就是让每一个孩子最终都能茁壮成长，哪怕这些孩子属于不同种类的植物。
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语文教育可以有非常友善，同时也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展开，所谓“有效”，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懂得别人在说些什么，写出有生命的、有温度的、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文章。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。
我今天讲的是问题的看法、一些反思，在这个反思中我们要从根本性的问题出发，我们要把孩子塑造成怎样的人，这些孩子们长大后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的国家就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。
文章来源：来自刘擎教授在上海高校“立德树人”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五届语文教育论坛。原题《双减政策与教育模式的转型》
